吴长江：做人从商都要讲情义 阎炎：按规则办

据《中国周刊》报道，在一次论坛的主席台上，主持人问吴长江，“如果时间能倒流，让你再选一次，你还会选择阎焱做投资伙伴么？”主持人的意图很简单，只想引出一些投资者和创业者的话题。

吴长江定了定，回答缓慢：“没有如果。”

如今，坐 在《中国周刊》记者对面，吴长江又提起这个话题，他认为，“这是我得罪阎焱的一个爆发点，我说得委婉了点，但是谁都能听得出来，如果可以再选择，我绝不会选他。”

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后来阎焱专门打电话质问他，“我是帮你渡过难关的，你怎么这么说？”

阎焱否定这个说法，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私人恩怨”。但是，接下来的采访中，阎焱同样会提到有关吴长江个人的“人品问题”。

从5月底雷士创始人吴长江辞去董事长一职，投资人阎焱接替，两人的矛盾公开化。三个月里，反反复复的言语攻击中，公司矛盾开始慢慢转化为个人恩怨，而个人恩怨又在不断激化公司矛盾。

其实，当初，这是两个互相欣赏的人。

同一个起点

吴长江和阎焱，一个是长江水，一个是三把火。似乎是偶然，又是巧合，翻开两个人的简历，起点和节点十分相似。

1977年，大吴长江8岁的阎焱考上了南京航空学院飞机系，学习飞机设计专业。8年后，重庆农村的吴长江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学习飞机制造专业。这都是他们命运转折的起点。

当吴长江走进学校时，阎焱已经工作了四年，在一家工厂做工程师。

阎焱的父母都是干部，都没有逃脱“文革”的批斗。眼看着社会变革中的一切，阎焱的理想是从政。最想做的事是“改造社会”。他发现，工程师改变不了什么，果断辞职，考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费孝通。

1989年，吴长江毕业。被分配到陕西汉中航空公司工作。他负责外贸，经常出差，见识了外面的繁华，经历过“借钱哪里也借不来”的窘迫。山沟沟里出来的吴长江一门心思是“想办法赚钱”。

研究生快毕业时，阎焱才明白，当不当官和学校没多大关系。真正的民主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保护少数人说话的权利。他觉得自己应该走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北大一毕业，阎焱拿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奖学金，赴美。美国对阎焱的冲击是震撼性的。它是一个无拘束的国度，又是一个法制的国度，一切行为都在法律的保护和约束下。他的想法在慢慢改变。或许，可以不直接从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样可以改变社会。毕业后，阎焱来到了世界银行，研究中国企业和福利制度改革。

时间到了1992年。这一年，中国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一大帮企事业单位的人，停薪留职，成就了一批“92派下海”的明星企业家。这群人里，有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中坤投资董事长黄怒波等。

吴长江也忍不住了，这个平素工作就风风火火的小职员深信，“只要勤奋就能闯出一片天地。”他找到领导，说，“我要辞职。”领导提醒他，就要升副处了。吴长江坚持。领导叮嘱他，“长江啊，你这个人重情义，能干大事，但是有时候太重情义。”

吴长江去了深圳。

大洋彼岸的阎焱也做了一个重要决定，从世界银行辞职，跳槽到美国智库的哈德森研究所。美国的生活经历开始改变他，他不再想从政了。有一天躺在床上，他自言自语，“在这世界，干什么最好？想来想去，世上最好的事情就是花钱，而且不是花小钱，是花大钱，最好花别人的钱，因为花自己的钱会心疼。”

阎炎已经规划好自己将来要干什么。

这是两个不同版本的励志故事。吴长江对《中国周刊》记者坦言，“当初就是想赚钱”，这种驱动力迅猛而冲动，又极具力量。阎焱在经历了不同文化的洗礼后，俨然思维越来越美国派，除了努力、有准备之外，他相信，无论怎么玩，都不能离开“规则”这个框框，因为没有它，整个社会就玩不转。这也关乎民主。

不同的成长

不同的价值观，终究会发生两种不同的成长路线。一个是中国式奔跑，一个是西方式历练。

刚南下那阵子，吴长江给那些大老板们做了总结，“我发现他们特别能吃苦，胆子很大敢冒风险，而且商业意识很强。我就总结这三条，对照自己，我觉得这三点我都具备。而且我还具备他们不具备的一点：我是大学生，我读的书比他们多。”

1994年，吴长江拿着自己积蓄的一万五千块钱，又找了另外五个股东，凑了10万元成立了惠州明辉电器公司。

1998年，他又和高中同学杜刚、胡永宏共同创业，吴出资45万元，杜、胡二人各出资27.5万元，占股分别是45%、27.5%、27.5%。2002年，雷士进行了一次股权调整，三人股权均等，都是33.3%。

2000年，一批已经卖出的价值200多万元的产品发现了质量问题。雷士全部召回，以净损失200多万元的代价，创立了在照明行业率先实行的产品召回制度，也赢得了市场信誉。

当年年底，“雷士”的销售额达到了7000万元。

那些年，吴长江每每和经销商开会，都保证，“业绩翻番成长”。为保证这一点，他马不停蹄地奔跑在全国各大经销商之间，并和经销商建立了一种绝对铁的哥们关系，雷士也在他强势和讲义气的作派中自诩“江湖”。

一位雷士的现任副总裁向《中国周刊》记者讲了一个段子，“在雷士，要是领导问员工，工作怎么开展，员工会举起右手，攥着拳头，喊出来，‘跟着吴总的政策干’。你只要说这个‘跟着吴总’，大家觉得无论什么问题，都是标准答案。”

到2005年，雷士照明销售额超过了8亿元，成为国内最大的灯具企业，位居“中国成长企业100强”榜第25位。

这一年，拿了行业第一的成绩，吴长江却并不好过。

公司做大了，三个合伙人的争议也大了。有版本说，是因为另外两个合伙人反对吴长江巨额投资运营商。另一个版本是，吴长江好赌，个人向经销商借钱，让另外两位合伙人很是担心。

最后的结果是，吴长江答应拿着1.6亿出局。但是，三天后，经销商纷纷跑到吴长江那里开会。第二天，吴长江找杜、胡谈判，只允许两个人进去。结果变成了杜、胡分别拿了8000万元现金离开雷士。这一年，阎焱也在风头上。

1994年底，阎焱回国，加盟AIG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基金董事总经理，主管在东北亚及大中国地区的投资业务。成为中国最早涉足风头行业的中国人之一，完成了中海油等成功的投资案例。到了2004年，他已经成为软银赛富的首席合伙人。

2005年，在阎焱主持下，软银亚洲成功地在股价高位退出，4000万美元已经变为5.6亿美元。大赚。一时业界哗然。他本人也因此而扎扎实实地坐上了大佬的交椅。

此时的阎焱风格已经完全形成，有人形容他“够贪婪，够冷酷”，这曾是形容华尔街投资家们的最恰当不过的词语。

他的冷酷和苛刻，在媒体圈也传开，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他提前声明，“我不愿意接受你们媒体的采访，很多媒体都不专业，事先不做功课，问的大学教授回答的问题我怎么能回答。”

在二元价值观依旧占主流的中国，阎焱这样的投资家要么被神化，成为挽救企业的救世主。要么被歧视，被看成压榨企业油水的资本家。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过去的十年，是阎焱这样的风险投资家在中国成长成熟并疯狂圈地的十年。对于需要钱的企业而言，那些带着战略书，说一说就可能拿到巨额投资的事情不再是忽悠，而成了现实。中国的制造业在二十一世纪头五年，有很多都借助资本的力量实现了华丽转身。

合作

此时，对吴长江而言，要转身，必须要有钱。

有人给他介绍了阎焱，这时候的阎焱已经成了投资界公认的大佬。业界都知道阎焱的强势和苛刻，流传着“只有阎焱搞定别人，没有别人搞定他的时候”。

中间人了解两个人的个性，一个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江湖气，一个是强势严谨而冷酷。看起来，这是两个谁都不好惹的角儿。

为了保险起见，在两人见面之前，中间人专门给吴长江叮嘱了诸多事项。甚至，连坐姿应该是什么样的都叮嘱了。

吴长江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介绍人说是个大人物，我心里还有点紧张。”

阎焱坐在那儿，更多是吴在说话。阎焱对《中国周刊》记者说，“那时候的长江，还是很谦逊的，他很能干。之前也听说过，短短几年就做到行业前列。没有现在这么膨胀。”

他还算满意。当然，更让阎焱满意的是，照明这个行业一直是他所看好的。投资一要看行业，二要看人。显然，阎焱对这两点都还满意。

阎焱认为，“在风投业，真正看重的是机构是否作为领投人进入一家企业，特别是第一轮。一定要做出有开创性的投资，而不是老是做跟随者。

在雷士，他也要做这样的领投者，有话语权。

半年后，双方签署投资协议。

软银赛富以2200万美元购买了雷士约55.5万股股票，占雷士股权比例为35.71%；条款对软银赛富非常有利，对雷士照明每年的绩效、奖金、转让限制、优先购买权、赎回权等都做了明确要求。在2006年组成的董事会中，作为创始人兼大股东，吴长江拥有两个席位，而赛富占据三席。这意味着，董事会要决定某件事，只要阎焱不点头，就难办成。

如今，坐在记者对面，吴长江坦言，“合同内容很详细，不过我从来没有想过从合同上表明让自己有绝对控制权，当时太自信了。”吴长江还没有学会怎么和这些投资人打交道。他觉得，只要把公司做好了，不管股权多少，都还得听他的。

吴长江曾将雷士的战略用八字概括：“冒险决策，快速反应。”曾经，雷士凭借此战略实现了每年三四倍的增长。但是，软银赛富进入后，吴长江不自由了，董事会不同意这种冒进的做法。

一个是“水”，一个是“火”，碰到一起还真“难容”。过了一段互敬互爱，你好我好的日子后，矛盾就翻腾开来。

吴长江一个人决定，任命了一个副总裁，并没有经过董事会同意。这是他的做事风格，用人大胆。此副总在生活作风上颇让阎焱看不惯，但是吴长江不管，“只要有才，又忠诚，就重用。那些不好的方面我可以去限制他。兄弟之间讲的就是信用。”

吴长江的强制任命惹怒了阎焱，在一次董事会上，当着全体董事和副总裁的面，阎焱开始训斥吴长江，“不遵守契约规定”。

吴长江怒了，暴跳起来，俩人对着指责。吴长江对记者说，“这是第一次在董事会上闹翻。本来这事是可以商量的，他可以单独找我谈，但是他当着那么多兄弟的面指责我，不给我面子，我要是不怒，让我以后怎么在兄弟面前混？”

对于吴长江来说，董事会不是什么令人心情愉快的地方。时间越长，他感受到的拘束越大。

2008年8月，吴长江打算收购英国一家照明企业，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一提议在董事会遭到了否决。吴长江不服，“我的公司我说了不算？那好，我自己买！”最后，吴长江自己花10万欧元收购了该公司。

2011年5月份，该公司盈利，雷士给了吴长江100万人民币，把公司收入雷士。吴长江很高兴，终于证明自己是对的，给不给他利息都无所谓。但是，阎焱认为，这是给了吴长江面子，因为以他个人的身份，不经过董事会同意，是不能拿着雷士的牌子出去并购的。这涉及到关联交易的问题。

吴长江觉得“很不爽”，“我是做了贡献，却反过来说我关联交易。”

阎炎也越发觉得，和吴长江沟通不了。他们心里的原则不一样。

此时的中国创投市场，既是创业者和投资者的合作攀升期，也是矛盾多发期。投资者带着钱袋子，也带着规则契约。创业者只想用钱，不想被契约框住。有心计的创业者，譬如马云，就在契约中提前限制了投资者的投票权。但是，吴长江轻视了契约的力量。

当明星创业家们有的受困于政商关系，有的陷入合伙人纠纷纷纷倒戈，吴长江觉得自己把公司创办成行业第一，他是英雄。谁知，恰恰是这种英雄的认知，导致了他和投资人直接的矛盾冲突。

从华尔街走来的阎焱眼里，没有“英雄”这个词，只有严谨近乎冷酷的“规则”。

恩怨

与《中国周刊》记者见面时，吴长江显得很憔悴，他的声音很小，记者要努力听才行。

就在前一夜（7月15日），雷士发布了公告，拒绝吴长江回董事会。吴长江说，“很难过，很疲惫。”

他多次重复一句话，“企业是我的。我是英雄。”他也几次反问“凭什么？”

和哇哈哈的宗庆后相比，同样是遭遇创业企业丢失控制权的事实，吴长江没那么幸运。2012年的中国，已经越来越不接受“民族品牌”这个词，“感情牌”也越来越被理性掩盖。

今年5月25日，吴长江突然宣布辞去雷士照明所有职务，刺激股价暴跌并引发外界众多猜测。

有媒体称，吴长江很可能是被其他主要股东联手“逼宫”而离开公司。但是吴长江称自己离职是“身体原因”，并表示跟董事、股东之间没有分歧。

7月12日，吴长江推翻了此前因健康原因“闪辞”的说法，承认辞去一切职务是受投资人及董事会逼迫的。之后，雷士照明又以官方身份做出回应，称吴长江并非“被迫下课”，系主动请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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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变得扑朔迷离，成了一团浆糊。

争吵之中的阎焱也有点厌倦了。他甚至不再像以前一样高傲地保持着独立。他也开始接受记者采访。这在他看来，可能是并不妥当的行为。“按照上市公司的章程，董事会成员接受采访，出来说公司里的事情，是需要经过董事会同意。”

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京东的刘强东开始跳出来指责阎焱，大家开始议论，“阎焱在业内名声不好”。而与此同时，吴长江好赌成性的事被各行各业知晓，有独立评论员不再支持他。

争吵已经历时三个多月，他们的分歧不仅没有消失，恩怨反而更加复杂，甚至连“阴谋论”也开始登台。

但无论怎样，可以确定的是，雷士，作为一个企业品牌，必将成为最终的受害者。

还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商学院的课堂上，又多了一个鲜活生动的商业案例。

Q＝《中国周刊》

A ＝吴长江

Q：外界都说雷士是个江湖。也有人说，你是草莽英雄。这也是中国诸多民营企业家身上的共性。你怎么理解草莽英雄在中国存在发展的状况？

A：什么是草莽？我就是英雄，我能把企业做大，是有原因的。讲义气就是草莽么？中国几千年文明里不是这么说的。在中国，就要按照中国的文化办事。

Q：市场经济就是契约经济，这个社会就是契约社会，你认同么？

A：我不认同。人都是讲情的，我不相信商人就不讲情分。这几年雷士能发展壮大就是讲情意，有义气。雷士以后还要国际化，我要感化所有和雷士合作的商人，不能是商人就没有情了。无商不奸，我不信这个。

Q：双方争执的内容，早在合作契约里都有标明么？

A：说实话，有。什么是契约？不是白纸黑字就是契约，君子口头说也是。白纸黑字那是用来对付小人的。

Q：你认为，情意在现代商业中是什么位置？

A：没有情意，就没有人心甘情愿跟着你干。他们都叫我老大，老大可不是随便叫的，是一种责任。

Q：雷士风波中，可不可以理解为是两种文明的碰撞？一个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方式，一个是西方市场经济下完全按照规则契约办事？

A：不是。这就是个人人品的原因。他一直在撒谎，欺骗经销商，欺骗媒体。说只要我回来就把位子让出来，结果呢？一直在撒谎。后悔当时没录音。

Q：你是公司的创业者，有威信，有感情。你觉得回去的可能性有多大？

A：只要我想回。我要召开特别董事会，听大股东们的意见。我把公司做的高增长，为什么要赶我走？以前投资者赶走创业者是因为业绩不行，我做得很好啊。没有道理。

Q：不甘心？情感因素在整个事件中占多大比例？<./p>

A：对，我就是不甘心，还有对雷士的感情，我是创业者，是亲妈。他们操纵来操纵去，都是后妈，后妈会真的心疼孩子么？资本家的本性。

Q：如果重新选择，你还会铤而走险引进资本么？你认为双方的合作是否合适？

A：我绝对不会选择阎焱。如果不是阎焱，引进投资不会到现在这种情况。这是个人问题。我不后悔引进资本，公司要发展需要资金，这是双赢。

Q：经销商，供应商，员工对雷士风波表现出了激烈的反应。罢工，停止供货等等，目前这个状况是你愿意看到的么？如果你回去，这个问题会解决？

A：首先，这不是我策划的。我也不愿意看到兄弟们为了我闹，丢饭碗。我还反复对供应商说不要这样。

Q：据说经销商大会上，经销商们爆发起来反对的原因是阎焱在会上说了很多你本身存在的问题。譬如，欠钱，好赌。你承认么？

A：我分析过，哪个创业家没有赌性？敢赌才敢闯。说我一意孤行，那也看怎么分析，我认为对的事情就一定坚持下去，这是成功人要具备的素质。他还攻击我说买个手表还闪的，说我穿名牌，买车还买个200多万的，说我生活没有品位。我告诉你，除了车子，其他钱都是我自己出钱买的，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呢？说我没品位，打个高尔夫就是有品位么？我公司的事情忙得很，让他来做公司试试。

Q：合作了六年，对阎焱有什么评价？

A：刚愎自用，不尊重人。

Q：在整个事件中，你反思过自己么？对自己有什么评价？有哪些做得不妥当甚至错误的么？

A：我错就错在当初太自信了，觉得企业是我自己的，我是企业的英雄，只要做好了，企业就听我的。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重情义了。

Q：经历了雷士事件，在公司管理上，你有什么新的领悟？时代不同了，吴式管理方式是否需要一个改变？

A：以后我会明确一点，不再省下律师费了。先定好，不能吃亏。但是我的管理我不认为有问题。

“我完全按规则办事”

Q＝《中国周刊》

A ＝阎焱

Q：外界都说雷士是个江湖。也有人说，吴长江是草莽英雄。这也是中国诸多民营企业家身上的共性。你怎么理解草莽英雄在中国存在发展的状况？

A：这个问题，应该这么理解，在中国早期，草莽是存在的，也是适应当时的经济环境的，但是，你不能一直草莽啊，这就不行了。要按照规则来办事啊。

Q：市场经济就是契约经济，这个社会就是契约社会，你认同么？

A：契约是商业社会运行的基础。没有契约，就没有文明，这是毋庸置疑的。

Q：双方争执的内容，早在合作契约里都有标明么？

A：有。我完全按照规则办事。

Q：你认为，情意在现代商业中占什么位置？

A：什么是情意呢？长江欠着这么多钱，不遵守上市公司运行原则，对公司是情意么？对员工是情意么？

Q：雷士风波中，可不可以理解为是两种文明的碰撞？一个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方式，一个是西方市场经济下完全按照规则契约办事？

A：从大的意义上讲是这样，但是这个事情还牵扯进一些人品的问题。有个人的因素。他一直在接受媒体采访，一直在微博上造谣，你可以去问吴长江，第一，纪委为什么要调查你？没一点错，人家会调查你么？第二，欠着多少钱，供应商的，赌场的，员工的，你怎么还？

Q：吴长江是公司的创业者，有威信，你觉得他回去的可能性有多大？

A：威信不等于对的。你要看到这个事实。你要记住，我们说的雷士，不是2005年遇到危机的雷士，而是2010年已经在香港上市的雷士，现在的雷士不是个人意气用事的时候，必须按照香港证监会的规则来办事。这是底线。

Q：你和吴在董事会里一直不和，也有争吵，你认为这次事件里，个人因素占多大比例？

A：我和长江没有任何个人恩怨。以前争吵很正常，董事会有不同意见。人无完人。

Q：如果重新选择，你认为双方的合作是否合适？

A：如果他说，不愿意和我合作的话，那当初我们也不投，可能对我们双方都是好事。

Q：雷士风波里，员工罢工，供货商停止供货，经销商公开反对。如果吴长江回不来了，对雷士是什么影响？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

A：员工罢工是他们策划的。我们都有证据，但是香港证监会要保密原则，我们不能出来说。对于雷士的将来，我不做任何预测，我只看当前的问题，按照规则，解决当前的问题。

Q：据说经销商大会上，经销商们爆发起来反对的原因是你在会上说了很多吴长江本身存在的问题。譬如，欠钱，好赌。这是真实的么？

A：你可以去问他老婆，他欠着经销商和澳门赌场多少钱。我曾经作为朋友说过他，欠着钱还买一些奢侈的东西，我的确说过，我是作为朋友的角度去劝他。欠着这么多钱，还这么挥霍，把自己身家赔上去，又把公司搞完蛋怎么办？

Q：合作了六年，对吴长江有什么评价？

A：我不做任何评价，这不是我们个人的事，是公司层面的事情。

Q：在整个事件中，你反思过自己么？对自己

Q：在整个事件中，你反思过自己么？对自己有什么评价？有哪些做得不妥当甚至错误的么？

A：我们作为投资者，一直在问，为什么是错的。但是，在雷士这个事情上，我没有任何错。

Q：经历了雷士事件，你有什么新的领悟？

A：现在很多人包括媒体都在打情感牌，民族牌，这已经过时了，不是正常的经济运行原则，是不对的。你们媒体要搞清楚这一点。作为上市公司，接受采访都是必须有公司来安排的。这些都是底线。